上学以后，楠楠最怕写母亲节的作文。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山脚下的村子里，每年线下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只有几天，其他时候都是“线上见面”。对话框里的妈妈先问学习，再问家里，最后叮嘱几句“要听话”，她伸手想摸摸妈妈的脸，却只接触到温热的手机屏幕。作文里让写的“和妈妈之间的故事”，她实在想不到太多素材。
“楠楠”只是我国乡村困境儿童的一个缩影。据2023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参考，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目前的报道中并没有一个更准确、更清晰的数据。乡村困境儿童也不仅限于留守儿童，残疾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等均列入在内。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儿童福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主要聚焦在“做好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三个方面。为了让阳光普照到广袤乡村的“最后一公里”，有人决定给村里孩子们当第二个“妈妈”。
当“独自长大”不再代际传递
1990年代，伴随着民工潮的兴起，社会普遍认为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子女留守成为了“必要牺牲”。被留在村里的孩子们多半由家中老人照顾，曾琴就是当年的留守儿童之一。
在曾琴的童年记忆中，每年春节后的几个夜晚她总是睡不安稳的，因为怕第二天一早起床后，看到父母空荡荡的房间。“我爸妈每年只有春节的时候回来一次，每次陪我10多天，她们离开家回深圳打工那天总是不告诉我，趁我睡觉时偷偷走。”虽然家里有爷爷奶奶照顾，但曾琴的心里空落落的，和家中有父母陪伴的小伙伴相处时，她也时常感到自卑，觉得自己没有“靠山”。“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一些委屈和心事没法跟她们说，只能自己忍着，这种心里没有依靠的滋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独自长大是每个留守儿童需要面对的课题。曾琴没有想过，结婚成家后，她会将这个课题留给两岁的女儿。2016年春节刚过，为了缓解家中经济压力，曾琴和丈夫一同坐上外出务工的车，那一刻她突然理解了父母曾经的不告而别。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问题早已进入社会视野，相关政策也逐渐从地方的零星探索上升为更高层级的系统性治理工程。2015年10月，针对乡村儿童因监护缺位带来的关爱与保护问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启动了童伴妈妈项目，以“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联动模式，培育乡村女性成长为“童伴妈妈”，直面农村儿童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2018年，曾琴接到村里的电话，得知正在招募“童伴妈妈”，她毫不犹豫答应下来。自此，曾琴自己的女儿和江西省万安县增仚村里64名留守、困境儿童的童年中，“妈妈”不再缺席。上岗后，曾琴第一时间建立了一本记录着村里儿童详细情况的台账，甚至将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的日期也记录在内。“每到那天，我就带一些小礼物去孩子们家里陪着，想用这种方式弥补她们心里的失落，可能这是一种执念吧，我想安慰小时候的自己”。
“童伴妈妈”曾琴正在为村里的孩子们修剪指甲
看到角落的害羞与委屈
给村里数百名孩子当“妈妈”，要上心的事情格外多，其间尤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性教育。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雅安市教育考试院院长庹庆明曾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我国未成年人青春期启动年龄呈提前趋势，女童多在10至11岁、男童多在12至13岁进入青春期，生理卫生与性教育的现实需求显著前置。另一方面，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仍时有发生，不少未成年人对性教育相关知识认知不足，面对不当接触缺乏自救求助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偏远地区，性教育缺失的情况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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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云是湖北省秭归县四溪村的“童伴妈妈”，村里256 名儿童都是她的“孩子”，这其中既有留守儿童，也有残疾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面对孩子们年龄跨度大、家庭情况复杂等问题，在性教育方面她花费了不少心力。“有一个14岁的女孩，她小时候母亲离家出走，一直和父亲、爷爷一起生活。每次我去家访时，都会留意她房间门锁是否完好，给她讲生理卫生常识，也会和她父亲普及一些知识。”
“童伴妈妈”李晓云在童伴之家陪村内儿童做粘土手工
曾琴同样注重青春期孩子的性教育问题。她发现，村里处于发育期的几个女孩经常含胸驼背，和他人接触时眼神躲闪，询问后才得知是因为她们觉得胸部隆起“不好看”，感觉自卑。为此，曾琴特意在童伴之家开设青春期性教育主题活动，向孩子们普及青春期发育知识，还会买来卫生巾教女孩们使用，并在家访时和长辈们建议给女生购买小背心。在她的理解中，童伴妈妈的“伴”不仅是陪伴，还有守护的含义，她希望能成为孩子们的“靠山”，让“听话懂事”不再是对村里孩子的唯一褒奖，而是帮助每个孩子都可以带着各自的个性色彩健康成长。
除性教育外，心理健康是童伴妈妈们重点关注的另一个部分。据中科院心理所2021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留守儿童抑郁检出率为28.5%，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中也指出，相比城市青少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突出。在调查采集的13992份样本中，21.5%的农村学生有轻度抑郁风险，8.1%的农村学生有抑郁高风险，农村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高于以往我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怎样走进孩子们的内心，降低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李晓云在大量实践中总结出了经验。
“亲情缺失是孩子们面临的普遍问题，反映在心理上就是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内心是很敏感的，如果你直接用说教的方式对待，他们下次就不会再听你的了。所以每次和孩子沟通时，我都会注意说话的尺度。”用李晓云的话说，如今她的“十八般武艺”已经用了“十九般”，感到力不从心时，就回到项目为童伴妈妈们开展的各类培训课程中“充电”。
别让手机占满童年
今年4月发布的《乡村儿童数字素养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乡村儿童智能手机普及率已达93.95%，超过50%的受访孩子主要用手机玩游戏和看短视频。近年来，未成年偷偷将家中银行卡里的钱充值进游戏的新闻屡见不鲜，受短视频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孩子们张口就是“粗俗烂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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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敏是贵州省石阡县甘溪村的童伴妈妈，她所在的村子里有8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65名留守儿童。家访时，她留意到村中大一点的孩子一般自己有手机，平时用来查资料、和父母联系，或是打游戏；小一些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家里长辈用手机“哄着”，只要不哭闹、不耽误长辈们干活儿，一般不会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长加以限制。“老人管孩子，大多是吃饱穿暖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他们也不懂。孩子们三观还没有成形，我觉得这样下去的话，不仅是他们的视力，连专注力和耐心都会受到影响，在不看手机的时候，人会变得焦灼、浮躁。”廖敏提及这些时，语气中充满担心。
“童伴妈妈”廖敏在童伴之家陪村里的孩子们开展消防主题活动
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有关部门也敦促游戏公司、视频网站、直播平台对“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进行多次升级，通过实名认证、“青少年模式”等形式，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玩手机游戏等行为。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在用户侧，未成年的家庭教育环节不可或缺。当家长监管无法到位时，引导孩子正确使用互联网的重任再次被童伴妈妈们主动担起。
日常走访时，廖敏会建议家长多买一些课外书，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到了周末，她经常在童伴之家举办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陪孩子们一起做手工、画画、讲故事，尽量减少他们使用手机的时间。当然，想把孩子们和手机完全隔绝是不现实的，社交媒体也并非洪水猛兽，廖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以“疏”代替“堵”，引导孩子们浏览积极、正能量的内容。她表示，既然平台有算法，刷什么内容就会推送什么内容，那就让孩子们多看正向的东西，这样被推送的也是正向的。
与其顽强对抗或是消极顺从，都不如在时代中寻找新的解法。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开展10年来，已覆盖全国14个省份超1900个村，服务儿童92万余人。村里的夜晚很静，有1900多位像廖敏这样的童伴妈妈，在月色和虫鸣中不断反思，不停学习，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母亲。令人欣慰的是，多位童伴妈妈都坦言，自己在项目中不是单向式付出，而是与村里儿童双向奔赴，她们同样获得了孩子们的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看到一个“更有力量、闪闪发光、对社会有价值”的自己。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提出：“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在选择范围和能力都有限的年纪，童伴妈妈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那些无法言说的遗憾。
明天是母亲节，孩子们的作文、绘画或者手工作品中，除母亲以外，或许还有第二个“妈妈”，陪他们一起在山野中，看一颗种子长成一棵树、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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