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伟:当智能手机攫取了我们全部的闲暇|京华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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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座在时间中叠印无数文明图景的城市。在这里,青年学者的思考深植于厚重的学术传统,并以此探索前瞻思想。2026年,我们携手北京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推出“京华学记——北京青年社科学者访谈录”栏目。本篇为专访青年学者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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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会秘书长,长期从事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研究。《艾伦·格沃斯道德哲学研究》入选首届“北京社科青年学者文库”。

生活在今天,不可能不用智能手机

“哲学家尼采提出过一个‘永恒轮回测试’,假如你的人生从现在这一刻起,原封不动地重复下去,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活?”在一个公开分享会的现场,学者王小伟向在场的观众发问。“如果你说,算了,这种生活我不想过。尼采可能会说,你的生命力不太旺盛:因为你还没有全然接纳你生活中的幸福还有痛苦。”
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假借技术,不断致力于消除痛苦。火的发明驱散寒冷,电灯的出现照亮黑夜,蒸汽机驱动了工业文明。如今,ChatGPT许诺给每一个情场失意的年轻人一段完美的关系,马斯克等“技术狂人”畅谈脑机接口的光明未来。
作为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王小伟对这一切保持着清醒与警惕。当智能手机攫取了我们全部的闲暇,我们是否还拥有面对真实生活的专注?当我们不断划走自己不想看的内容,将自己封闭在AI和算法搭建的茧房中,我们又是否成为理想中的自己?黑格尔说,哲学是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对研究技术的学者来说,这个角色恰如其分。毕竟,当技术进步的浪潮越来越汹涌,鲜有人会去追问,我们在看似一片乐观的前景中失去了什么。
“我以为我已经不算青年学者了”,在这次访谈的开头,王小伟如此打趣道。作为一名“80后”,他常和最年轻的这批学生打成一片,对很多网梗信手拈来,但他对新技术保持着一种古典,甚至在很多人眼中近乎“保守”的态度。2023年,他写了一本哲学随笔《日常的深处》,呼唤大家从“最快能获得反馈”的新技术中走出来,多走近“粗粝”的日常,体验那种费力的感觉。有年轻学生对生活的意义感到彷徨,向他请教,他说,他走出这类困境的一个办法,是在家养一只鸡。为一个小生命成长的每一步倾注心力,体验随之而来的幸福与麻烦,人就能从“内耗”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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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深处》

作者:王小伟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3年11月

在今天的社会,技术或许真正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方式。王小伟自己也坦承,不可能不用智能手机,也会在科研里使用AI。人与技术的关系,不应该再局限在某种二元的关系之中。“我们并不是要阻止技术的发展,但作为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的责任是,呼吁大家:步子迈慢一点。”
人与技术之间,不仅仅是主体与工具的关系

新京报: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经历?走上技术哲学研究这条路,有什么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
王小伟:我2002年来京读书,本科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招理科生多一点,主要是理工课程,加一点管理学,侧重生物学、农学的科学管理。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视角去观察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那时候开始注意到科技和人文的价值张力。硕士阶段,我开始转向科技哲学,后面又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读博,更聚焦到技术哲学上。
真正帮助我锚定研究的,是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是2018年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价值论”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观察网络技术和社会价值之间的互动。这个阶段研究基本上还是偏科技伦理。2021年,我也很荣幸地拿到了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道德物化技术伦理思想研究”,这让我能够相对系统地把西方(主要是荷兰学派)的技术哲学思想做一个大的梳理。从科技伦理到技术哲学,逻辑是深化的。传统伦理学有很多规范性资源,但缺乏技术本体论的思考,需要把这两者做一些结合,才能推动研究。这两项资助,让我把科技伦理、技术哲学当作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坚持了下去。



  • “儒家技术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礼技’,人在对礼技的操演中完成自我超越,这是它最为独特的部分。在礼技的叙事中,技术人工物有着神圣的起源,它最初的原型来自圣王对道的沉思,在此基础上,人再通过藏礼于器和以故兴物等具体操演实现对宇宙秩序的回归。”

  • ——王小伟:《走向一种可能的儒家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年第7期。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道德物化技术伦理思想研究”。

新京报:近年来,你一直在撰文推进儒家技术哲学的探索。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提法。古老的儒家思想如何为我们反思当代技术开拓新的视角?
王小伟:人文学术研究总是不断回溯到经典,比如孔子、柏拉图,这些思想家值得不断回顾。
最近几年,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维贝克注意到技术哲学当中有一个“多元文化转向”的趋势。爱丁堡大学的技术哲学学者夏农·维拉(Shanon Vallor)提出了“技术美德”概念,指出人面临技术需要发展出一些美德,否则容易沉溺。她就诉诸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来展开自己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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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孔子》(2010)剧照。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去创造性地发展技术哲学,儒家技术哲学研究是其中的一支。弗吉尼亚理工的朱勤,香港浸会大学的黄柏恒,中国政法大学的吕明煊,中国人民大学的滕菲老师都在做这个方向。把儒家的经典资源用来考察技术现象,我们抓到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礼器”。器物不是简单的中立工具,它反过来建构人的品格。这个思路需要得到更好的澄清。
新京报:荷兰的技术哲学学派对你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能不能谈谈在你求学过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著作?
王小伟:荷兰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叫汉森·阿赫特豪斯(Hans Achterhuis),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经编过一本书叫《美国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把美国的很多技术哲学家——比如唐·伊德、伯格曼、哈拉维等——称之为“经验转向”后的哲学家。这些人更关注具体的技术,以及技术和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权力结构有什么样的互动。与之相对,像欧陆哲学,例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比较关注大技术。他们研究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或“机械体系”,不太关心具体技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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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

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和伊德。读海德格尔以前,我从来没有把技术作为一个“存在方式”审视过,局限在理工思维里,他打开了我的视角。伊德承袭胡塞尔、海德格尔,再结合杜威的思想,提出了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他的理论适合考察具体的技术如何影响人的知觉。他的写作很有启发性,指出技术建构人的思维,比如写一篇文章,脑中有一个构思,用电脑写、打字机写、手写,可能写出不同的东西。我一开始主要关注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现在开始深度阅读宏大叙事的技术批评。
新京报: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和国外发展的大致情况怎样?
王小伟:的确,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历史特别短暂。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技术哲学书是1877年卡普写的《技术哲学纲要》,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建制相对比较开放。技术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例如陈昌曙、李伯聪、刘大椿、王前等大先生们,还有吴国盛、孙周兴、刘永谋、孟强等前辈学人的研究实际上和国际同步的,不是简单的追随。技术哲学研究还很年轻,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块“无主之地”,研究范式远未定型,还可以自由去探索和拓展,这是研究者的幸运。
面对AI浪潮,我们需要“审慎的保守主义”

新京报:这几年带来影响最大的技术变革可能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比如ChatGPT、豆包等。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现在它们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已经切实发生了。在你自己的研究与教学中,你觉得AI改变了什么?你如何看待AI技术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
王小伟:我不在产业界,不方便做具体预测,只能从自己生活感受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肯定不止于聊天机器人,一定会广泛地嵌入各种生产流程中,帮人做决策,变成AI行动者(AI Agent)。对那些过程相对封闭的生产流程,AI嵌入得会很快,AI嵌入教育流程会比较慢,教育不光是知识传授,还事关人格养成,大家会更加谨慎。
尽管如此,教育行业还是面临挑战。比如用论文的方式考查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可能就考查不出来什么东西。老师讲课的方式也会变。传统的大学有两种讲课方式,一种是讲座式大课,一种是讨论式小课。前一种课的意义可能变得越来越弱,学生可以直接问AI。
就自己的教学实践来看,老师可能需要多下功夫培养学生的认知结构,而不是灌输知识点。更多是教会学生如何赋予信息权重,做合理评估。比如平等和效率哪个更重要?这种问题本身就没有固定答案,高度依赖情境。老师应该更加重视传递一些实践性的智慧、具身性的知识。大模型能给你的知识都不是具身性的,是文本性的。未来的大学需要给学生足够开放的空间去辩论、去生活、去实践,大学是一个体验空间。
就学术研究方面,AI可以作为辅助。比如我研究斯蒂格勒,有时候译本并不完美,就去问问豆包,然后去评估它的输出是否符合直觉。我自己对斯蒂格勒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结构性认识,如果豆包的解读偏离得很远,我就换ChatGPT试一下,对比不同的版本,结合自己的细致阅读,可以深入读懂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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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剧照。

新京报:听起来,这里面有一种新的“知识鸿沟”?更善于利用AI的人,可能本就是知识储备更丰厚的人。未来世界,在知识掌握和运用上,会不会出现更严重的“马太效应”?
王小伟:这个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我注意到,现在大家普遍用AI,只是使用方式不同。研究者利用AI做研究,有人用AI做情感陪伴,还有家长用AI来教育孩子。如果纯粹谈知识获取,不会用AI的效率可能要低不少,但知识的获取不等于智慧的获取。有些人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一些资料,读了很多书,这和用AI随意索取的资料可能信息量一致,但前者可能获得更多智慧,因为他有主动的、不厌其烦的探寻过程。
当然,如果大家都要去用AI,那AI就变成了一个“信息基础设施”。这的确需要防止出现新的“AI鸿沟”。AI的资费要足够低,交互界面要足够简单,否则就容易出现知识积累的“马太效应”,让更懂科技的人获得更多的知识,老人或者传统的人文学者会比较吃亏。
新京报:当下的很多讨论,认为AI还有许多不足,都建立在当下AI的技术尚在一个起步阶段的前提假设上。如果未来人工智能足够强,我们还有这样的底气吗?比如现在很多人觉得,虽然AI某些时候可以代替人工作,但毕竟人还是拥有自身的“体验”。如果某一天,体验也能被取代呢?
王小伟:最近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写了一本书,中文名叫《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就讨论说,在现实的生活中,人做成一件事情,其中的过程往往伴随痛苦,但现在的诸多技术发展都要消除痛苦,给你一个“糖化”的人生。比如,你以后想体验一下写一篇文章去发表的感受,技术人员直接用脑机接口传输给你,你就不用去体验创作的煎熬和等待发表的那种焦虑。这会更好吗?
博斯特罗姆指出,我们的一些传统和习俗,要求人亲身参与,其中的麻烦和痛苦是需要忍耐、接受的。有时候它们往往能对抗新技术的诸多危险诱惑。如果不加以节制,人的归宿就是会用脑机接上一切,让技术主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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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牛津年度词汇“脑腐”。图片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

新京报:2024年,“脑腐”(Brain rot)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词汇。这也是一个和日常技术息息相关的词汇,这种广泛存在于年轻一代中的精神疲软、涣散的现象,与过度的手机使用十分相关。从智能手机,到智能手表、手环,各种可穿戴设备,我们的生活可以说越来越被技术包围。你觉得当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与技术相关的隐患有哪些?
王小伟:智能手机的影响确实是我们最深切体会到的一面。大量脑科学的研究也证明,智能手机不当使用会对儿童的大脑产生不良影响,对成年人的注意力影响也很大。最近罗浩尔德在《手机哲学》一书中引用研究指出,即使把手机放进包里,你不去看它,只要它在你的可及范围内,它都会影响你的注意力。
其实,不管技术怎么变,有些事是不变的。比如,任何事情想要做出好的成果,都需要专注,没有讨巧的办法。智能手机最大的风险是,它太快地带来反馈,刷短视频特别容易沉迷。另外就是经常打断人的注意力,让人没有独处的时间。这些或许并没有让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好。
技术的使用要保持反思,这是技术哲学学者的一个使命,哲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刻起飞,不会早早拥抱所有技术的。现在人已经开始尝试用脑机来治疗抑郁症,用生成式大语言模型来替代亲密关系。这些都需要得到反思。有时候,技术慢点走,不见得会失去什么,但走得太快,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错误。
——同题问答——

新京报: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历史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哲学家,你如果选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不限于学者,你会比较希望跟谁共处一天?
王小伟:海德格尔吧,很想去他黑森林的小屋坐一坐。现代社会崇尚技术,人的眼光往上看,希望借助技术冲出太空,忽略了脚下的土地。海德格尔有一个演讲叫“泰然处之”,他说德国人整天听广播、看报纸,精神生活似乎很丰富,但这些事都不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生活就变得无根了。另一个是蒙田,他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很早就回到庄园,开始写作,非常坦诚地面对自己、解剖自己,毫无保留。他用散文承载哲思,沉浸在日常的深处,一点都不乏味。
新京报:你的学术经历和北京这座城市密切相关,能不能谈谈你的学术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王小伟:2002年至今,除了在外面读了几年书,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和纽约、芝加哥这些地方相比,北京显得很“平”,没有那么多密集的高楼,规划很开阔,让人觉得心安。北京的生活比较简单,没有特别多夜生活,很平静,适合简单生活。从学术上来说,北京也拥有最丰富的高校资源,同行交流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北京市的各类科研机构也非常重视青年学者,包括我在内,受到过许多资助和支持。北京是安放自己的地方,是家。
——王小伟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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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

编著:刘劲杨 刘大椿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刘劲杨、刘大椿等先生主编的这本《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是教学必用的书目。这本书系统梳理了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重要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和思想,是了解科技哲学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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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引论》(再版)

作者:陈昌曙

版本:科学出版社 2012年3月

陈昌曙先生的《技术哲学引论》是国内最早的技术哲学专著之一。作为技术哲学的重要开创性学者之一,他在本书中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技术哲学思考,是了解中国技术哲学史的必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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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讲演录》(再版)

作者:吴国盛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吴国盛教授的《技术哲学讲演录》是一本非常容易读进去的小书。书中收录了吴老师多年来对技术哲学的梳理和思考,富有原创性。想找一本有趣、好读的技术哲学书,这本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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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为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道德物化技术伦理思想研究”负责人。

记者/刘亚光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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