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上凤凰游”：金陵凤凰台是怎样被题写成胜迹的？

《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
编者：[美]商伟 韩笑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李白与金陵凤凰台
有关凤凰台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书·符瑞志》中篇，讲的是元嘉十四年（437）三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民王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如孔雀，头足小高，毛羽鲜明，文采五色，声音谐从。”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上报朝廷，于是诏令“改鸟所集永昌里曰凤皇里”。但《宋书》这里说的是“凤皇里”，并无一字提到凤凰台。
有趣的是，此后越晚的记载中，凤凰台出现的时代就越早，令人联想到顾颉刚的“层累构成说”，因此所记未必可靠。例如完成于668年的佛教典籍《法苑珠林》将《宋书·符瑞志》记载的祥瑞事件记在东晋升平年间（357—361），提前了近八十年，并且改“凤皇里”为“凤皇台”。南宋马光祖（约1201—1273）在《重建凤凰台》一文中，以淳熙时期（1174—1189）的保宁寺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但他主持修纂的《景定建康志》却兼顾二说，含糊其词：“保宁禅寺，在城内饮虹桥南保宁坊内。吴大帝赤乌四年，为西竺康僧舍（会）建，寺名建初。晋宋有凤翔集此山，因建凤凰台于寺侧。”建初寺即后来的保宁寺，毁于元末，其址遂并入瓦官寺。据史料记载，瓦官寺始建于晋兴宁二年（364），明初寺废，遗址失考。

文伯仁《凤凰台》，上海博物馆藏。《江山胜迹》插图
直到嘉靖年间（1522—1566），杏花村一带建积庆庵，掘地得升元（937—943）石像，确认此地为瓦官寺遗址，于是改称古瓦官寺，凤凰台故址也由此而再次得以落实。至明代，凤凰台的所在地曾归于魏国公，后渐荒芜。“稍因其存者，葺为庵，植桂于旁，名曰‘丛桂’。”丛桂庵与古瓦官寺相对峙，后称上瓦官寺。明人焦竑（1540—1620）建议改名为凤游寺，详见他的《重建凤游寺碑记》。清初周亮工（1612—1672）分别于顺治年间（1644—1661）和康熙六年（1667）发起募捐活动，以赎买土地，重修凤凰台，并先后作《赎凤凰台募疏》和《募修瓦官寺凤凰台疏引》，重申凤凰台的基址在古瓦官寺之左。康熙初年江宁知府陈开虞曾作《凤凰台诗》，收入他本人主持编修的《江宁府志》卷五“山川”中，其诗序曰：“台在凤游寺后，近为取土者所残，日就圮矣。余既禁止之，将谋复故，以存胜迹不朽焉。”康熙年间的募修活动得到了陈开虞的支持，但收效并不显著。不久之后，凤凰台再度沦于荒榛野莽之间而无复可辨。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是现存第一首题写凤凰台的诗篇，而且也正是因为这首诗，后人才记住了凤凰台。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对与凤凰台相关的胜迹也有所涉及，如《横江词六首》其一写到“白浪高于瓦官阁”，又有《登瓦官阁》诗。瓦官阁当在凤凰台附近，或因瓦官寺而得名，当时颇受游人青睐，但凤凰台却很少有人提及。此外还有关于金陵凤凰楼的记载：据梁朝僧人慧皎的《高僧传》，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于秣陵界凤皇楼西起寺”。此说早于《宋书》有关凤凰台的记载，后来唐人许嵩编撰的《六朝宫苑记》也提及“凤凰楼在凤台山上。宋元嘉中建，有凤凰集此为名”。他把凤凰楼的建造时间定在刘宋元嘉时期，与《宋书·祥瑞志》关于凤凰集于此地的记载保持一致。李白《登瓦官阁》有“门余阊阖字，楼识凤凰名”之句，又《月夜金陵怀古》曰“台倾鳷鹊观，宫没凤皇楼”，可知凤凰楼久已圮废，徒有其名。
李白去世后一百余年，终于有一位名叫殷尧藩（780—855）的诗人在《登凤凰台二首》中道：“凤凰台上望长安，五色宫袍照水寒。彩笔十年留翰墨，银河一夜卧阑干。”又曰：“梧桐叶落秋风老，人去台空凤不来。”作者在诗中既呼应了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又提及李白应诏入朝、失意而归一事。在他笔下，访游凤凰台变成了对李白的凭吊与怀念。晚唐诗人李群玉（约813—约860）也曾经留下一首《秣陵怀古》：

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
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
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
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

与殷尧藩不同，李群玉完全没有提到李白和他的《登金陵凤凰台》。他称凤凰台为“故台”，与“旧吴宫”一样，佳气消歇，风流云散，俱成前朝往事。有唐一代，题咏金陵凤凰台并没有形成气候，凤凰台也没有成为旅游“打卡”胜地。那么，它在当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呢？古人所谓“台”，原本有别于楼观之类的建筑。一处高出四周的平地，无论是天然形成的，还是夯土而成或用砖石砌成，都无妨称之为台。《法苑珠林》记载：“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言下之意，凤凰台之所以得名，不过是因为传说中的凤凰曾于此聚集，并无在此筑台之意。这一命名方式与李白所模仿的沈佺期《龙池篇》的首句“龙池跃龙龙已飞”意涵是一致的：“龙池”之所以称“龙池”，只是因为传说中的龙曾经来过，而不是龙来过之后修建了龙池。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也正是此意。总之，李白登览的凤凰台未必是刻意修建的，在当时也并不广为人知。李白是将它写进诗歌的第一人。因此，不是诗歌依赖于凤凰台而存在，而是凤凰台依赖于诗歌而存在。
与李白的诗歌描写失去了对应
后人的诗歌有时也写到凤凰台的高度与规模，但多为虚拟张大之词，不足为据。例如，宋人杨万里诗曰：“千年百尺凤凰台，送尽潮回凤不回。”严格说来，这并非出自对实景的观察和描摹，而是源于悠久的文学书写传统。回顾以筑台登台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诗经》中有关周文王的灵台、灵沼和灵囿的歌咏或为始作俑者，此后又有后人关于纣王的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的记载。楚国君王所筑高台甚多，如陆云《新语》云：“楚灵王作乾溪之台，五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窥天文。”楚王如此，汉代帝王更甚，他们修筑的高台与游仙之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凤凰原本是自天而降的祥瑞之鸟，诗人也因此有了凤凰台台高“百尺”的想象。宋代的吴景伯在一首《沁园春·登凤凰台》词中，甚至这样写：“再上高台，访谪仙兮，仙何所之？”他以李白代替了凤凰，并且将他谪仙人的身份纳入高台寻仙的思路，正是非高台不足以访谪仙了。

陈作仪《凤凰台》。《江山胜迹》插图
无论唐代的凤凰台情况如何，入宋之后，地方官和当地文人都不断地试图重建凤凰台和凤凰楼，至少有过三次大规模的重修工程。但重修之后是再度倾颓，二者相互交替。南宋马光祖为重建凤凰台作记曰：“今台盖唐布政台也，后世因以存古焉。”这可以上溯到宋齐丘（887—959）的《陪游凤皇台献诗》（一作《题凤台山亭子，陈献司空》）中的两句诗：“上有布政台，八顾皆城郭。”可知唐宋时期曾一度将坐落于此的布政台称作凤凰台，凤凰台因此只是作为一个地名供人凭吊而已。早在马光祖之前，陆游也曾游览过凤凰台。据他于1169年至1170年所记之《入蜀记》，保宁寺有凤凰台和揽辉阁，但“今已废为大军甲仗库，惟亭因旧址重筑，亦颇宏壮”。
我在前面引用了南宋林希逸的《秋日凤凰台即事》诗序中的一句话：“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可有趣的是，他在登览凤凰台时，却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

余思翰林题诗时，台必不尔白鹭洲。问之，故老指点，固无定所。而三山则于此台望已不见，乃远落于前江之尾。若当时果尔，则诗辞不应如此模写也。谩刊正之，以俟好古者。

林希逸来到此地，心里想的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可是眼前的景观竟然完全对不上号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林希逸的确有可能是走错了地方。但即便是走对了地方，他也看不到李白诗中的风景。为什么这么说？清代吴敬梓（1701—1754）在《金陵景物图诗·凤凰台》的小序中给出了一个说明：

唐昇州城尚狭小，此处可凭高眺远，至杨行密恢廓城垣，逾淮水而南，台之风景尽矣，徒以太白诗存其名耳。

五代十国的吴国（902—937），因其建立者为杨行密（852—905）又称杨吴。杨吴占据江淮地区，以金陵为西都。大将徐温改筑金陵城，将今天的内秦淮河纳入城内，又沿城周开凿护城河，史称杨吴城濠，金陵的水系、城市格局和自然景观都为之改变。将康熙《江宁府志》的《唐昇州图》与《南唐江宁府图》相对照，可见原本地处江边的凤凰台被围进了城墙之内。这一带的自然景观从此便与李白的诗歌描写失去了对应。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周宝偀写了一首《凤凰台》，其首联和颔联曰：

凤凰台扫全无迹，尚有芳名未尽删。
江远那堪寻二水，城高何处见三山？

其序云：“（凤凰台）旧前临大江，后为杨吴筑城所蔽，故三山、白鹭洲皆不可见。”杨吴之后，此地周围的地理形貌也逐渐改变。由于凤凰台地处江流的转角处，长年的泥沙淤积导致白鹭洲一方面挤压江面，另一方面又与江岸连为一体，长江因此远离凤凰台。到了周宝偀生活的时代，“一水中分白鹭洲”的昔日地貌已完全改观。此外，民居和日益繁忙的商业活动加剧了自然环境的蜕变，高耸的城墙遮断了江面的风光，“三山半落青天外”的纵深视野也不可复得了。
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南唐和宋代以降，也就是金陵城景观大变之后，题写凤凰台才蔚为风气。当然，地理环境难免会发生变化，诗歌还是可以接着写。但真正令人不可思议之处是，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凤凰台当时的景观。个别诗人也偶有疑问，感叹榛莽丛生，胜迹无存——别忘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凤凰台遗址失考。尽管如此，大多数题写者似乎仍旧生活在李白所创造的凤凰台的文本风景中，仿佛所有的改变都不曾发生。或者一如既往地想象凤凰台上辽阔无际的江面视野，例如宋代的郭祥正（1035—1113）诗云：“高台不见凤凰游，浩浩长江入海流。”明人焦竑笔下的凤凰台视野也毫不逊色：“一望东南尽，长天鸿雁来。”为此，我们该怎样感谢林希逸和周宝偀这样的诗人！正是因为他们道破了凤凰台胜迹书写的真相与实情，我们才没有被一直蒙在鼓里。
重新确认的凤凰台遗址屡经变化
了解真相只是问题的开始。宋代和宋代以后的诗人持续题写金陵凤凰台，却极少写到当下的景观，这是因为“台之风景尽矣”，一无可观可写之处吗？既然没有可观可写之处，为什么还写起来没完没了呢？答案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这些诗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相信李白曾经来过。金陵凤凰台因为李白曾经来过才变得不同寻常，意味无穷。更重要的是，李白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他们题写凤凰台所依据的并非眼前所见之景，而是李白的那首诗，因此并不以亲自到场为必要的前提。这一高度文本化的凤凰台替代了物质形态的凤凰台，构成了凤凰台书写永恒的滋生地，并且自此以后不断从中繁衍出新的作品，而李白本人也因为题写凤凰台为后人所纪念。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纪念者最终变成了被纪念者，为历代诗人提供了不断接续题写的动力。后人通过不断地书写加入文本化的胜迹谱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从纪念者转变成被纪念者。

长干里客《金陵四十八景》“凤凰台三山”。《江山胜迹》插图
需要补充的是，时过境迁，重新确认的凤凰台遗址也屡经变化，例如明万历年间在凤凰台旁发现了“阮籍墓”。清代周宝偀那首《凤凰台》的后两联就这样说道：

酒帘招客争飘荡，牧笛横牛忆往还。
惟剩残碑传晋墓，我来瞻拜泪潺潺。

诗序曰：“（凤凰台）在今骁骑仓西南，旁有晋阮步兵墓。”据蒋欧悦的《康熙〈江宁府志〉（陈开虞本）对凤凰台的重塑与清初文化重建》一文，关于阮籍墓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姚旅（约1572—？）的《露书》卷七《迹篇》：“秣陵凤凰台傍有阮籍墓。壬辰，李公昭掘地得石碑半段，曰‘籍之墓’，旋又得半段，曰‘晋贤阮’，始知此地为籍墓。后有人穷之，多得殉物。籍踪迹多在山阳，不知何以葬此。”此事发生在万历壬辰，即1592年。周亮工作《赎凤凰台募疏》，抄录姚旅语，但删去了“籍踪迹多在山阳，不知何以葬此”一句。又引刘廷銮《金陵问墓诗》“阮籍墓有几时到，金陵惝恍存一丘”二句，断言曰：“皆明验也。”
吴敬梓在《金陵景物图诗·凤凰台》小序中对此说有所保留，并且说有人疑其为阮孝绪墓。他认为阮籍祖籍陈留尉氏，卒于魏时，既非晋人，也不当葬于吴地。不过，阮孝绪（479—536）亦非晋人，可见晋墓说不能成立。然而凭吊墓址毕竟变成了观览凤凰台的一项保留节目，题写凤凰台的人也偶然会像吴敬梓和周宝偀那样，写到“阮步兵墓”或“晋墓”。有趣的是，尽管阮籍和阮孝绪皆非晋代的衣冠士族，也无法证明此为晋墓，人们却仍以晋墓相称。清初陈开虞主持编修的《江宁府志》曰：“观白诗‘晋代衣冠成古丘’，即指阮墓无疑。”表面上看，陈开虞在李白的诗句中找到了墓主身份的证据，采用的是“有诗为证”的说法。而实际上，他是通过确认墓主的身份来“成全”李白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将这座明代发现的古墓读进了“晋代衣冠成古丘”的胜迹风景。

明 沈士充《南京十景册》，《江山胜迹》插图。
从以上的作品细读和史料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作为文本化的凤凰台的奠基之作，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既是关于金陵凤凰台的，又超越了这一确定的地点。李白在诗里面的确写到了三山和白鹭洲，它们构成了凤凰台景观不可替代的特定性，但他同时又将凤凰台的景观纳入一个更普遍的文字模式。对于凤凰台的游览者来说，进入这一诗歌语言所建构的秩序，便意味着从他们当下所在的地理空间中抽离出来，然后通过今与昔、名与实、有与空，以及见与不见等一系列充满张力的对仗句式，来重构自己与胜迹的关系，并完成凤凰台的观览体验。
的确，一旦将诗歌的语言模式内化为心灵的感知结构，人们便可以在此时此地强烈地感受到“转瞬即逝与绵延不绝、毁灭与幸存、消逝与可见可视之间的张力”——这是傅汉思（Hans H.Frankel）对陈子昂的五言古诗《岘山怀古》所做的评论，同时也概括了胜迹书写，尤其是怀古诗的基本模式。
由此可见，李白题写的凤凰台作品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品格，并不依赖于这一特定的地点而存在。它展示了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心灵风景。这一心灵风景源自诗歌语言文字的形塑，所以又是先于任何一次具体的观察、游览经验而存在的：它被内在化了，是可以存储、可以携带的，可以随时从阅读记忆中抽取出来，凭借外在的机缘投射在游览者当下所在的地点上，并且与这一具体地点及其相关的记载传闻发生互动。
凤凰台面目改观，风景殆尽，甚至遗址也曾一度失考，这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但胜迹书写却一如既往，并不因此中止或作罢。这一“凤凰台现象”固然看似例外，或有悖常情，却揭示了胜迹书写背后的一个重要假设，那就是一个高度文本化的凤凰台远比物质实体的凤凰台来得更强大也更长久。正是李白关于凤凰台的诗歌，而不是凤凰台本身，激活了也维系着凤凰台的文化记忆，邀请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参与进来，并且通过写作接续下去。
本文选自《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商伟 韩笑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